照片提供 ／ 高翊峰
我讀卡繆的第一本書，便是《鼠疫》。那應該是在一九八八年。目前家中書架上，除了日前出版的《鼠疫》（麥田）之外，在過去零碎的時光裡，還有《瘟疫（黑死病）》（志文版）、《黑死病》（華美版）、《瘟疫》（遠景版），一共四本。
同一本書，陸陸續續買了四種不同的版本，其實也是自己重讀小說的方法。買了新的版本，便試著找時間再看過一遍。回憶這個作家的這本小說，同時也反問，這個故事對於不同時間的自己，具備了何種姿態，更新了哪些視角。
重讀卡繆的《鼠疫》，我反覆會想到的問題之一是：還活著的人，是怎麼看此時此刻，以及這個世界？最近一次，我給自己的答覆是：「⋯⋯排除數字之後，剩餘的都是還活著的倖存者，那些未感染與可能感染的集體他者，他們看見的對方，以及對方眼中的自己，構成了末日的面土。而埋入其中的，死者，是無權觀賞末日餘生的。」 但是，真的如此？首先，可以再進一步思考：末日，本身是一種什麼樣的情狀？
一杯冷了的咖啡，還能困住什麼？一杯隔夜的水割威士忌，能保存下時間感？順著一串的接連跳出來的提問，我反向想著，咖啡不只是咖啡因，威士忌也必然是大於酒精與品飲紀錄的。這也意味著，小說有機會大於活者，而活著可以不只是眼睛看見的那樣。這是卡繆這位小說家的小說作品，給我的感覺。如此搖晃迂迴的回到起點，「重讀」這件事，不應是驗證經典的方法，該是靠近可能經典的過程吧。但這類的討論，我依舊有著徒勞感。就像面對末日的思索，有著封閉情狀，是一樣徒勞的終感。
卡繆之於我，不只是閱讀上的意義而已。對於我個人的書寫，《鼠疫》這部小說中某種空間的封閉，其實具有某種十分幽微的定錨作用。我想，這也反照過去自己寫的兩部長篇小說《幻艙》與《泡沫戰爭》。前者的故事發生在「無法找到出口」的封閉地下室；後者的小說空間，則發生在一處「被孩童軍團封閉」的山中社區。我過去思考過「封閉」的意義，不僅在小說的介面，而是更真實的日常：活著，不就是一個完整空間的封閉。我也經常再向內探索，活者，也是一段封閉的時間狀態。如此而已，不會更長，但也不會更短。於是，一場鼠疫帶來的末日，不再是重點，而是封閉情狀下，我與各位都還耽溺其中，並且共同活著。
接著需要追問，彼岸那邊，有什麼樣的輪廓？《鼠疫》這部小說在彼岸那邊留下了什麼輪廓？這個問題之於我的價值在哪？我如此向自己提問，應該是有意義的，對吧？
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，不代表多數。但閱讀的共鳴也好，創作的命題也好，其實都是小眾的。所以，我試著重複與重讀，最近一次我個人獨處的彼岸末日：「《鼠疫》指涉於我個人的悲願──只有活者才會擁有餘生；也只有活者需要睜眼，凝視末日的微小景觀。」
撰文 ／ 高翊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