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典絕非冥想空談，而必定來自於現實，是針對現實問題的回應，因而有其力量。
梁漱溟的《中國文化要義》寫成於一九四九年，在這個時間點上將時鐘往前撥一百年，這一百年的中國正強烈地感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，就是在這樣的現實脈絡下，作為中國現代思想家的梁漱溟寫下的《中國文化要義》，毋寧更接近「中國人民族性格批判」這樣的主題。
例如，他區分了「理智」與「理性」兩概念，用以解釋中國的科學不蓬勃的原因。「科學在人類生命中之根據是理智，而道德在人類生命中之根據則是理性」，且西洋長於理智而短於理性，中國長於理性而短於理智；中國的理性過早開啟，其理智反受抑制而未能伸張，「由此遂無科學」。
─── 王春申 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兼總經理